“拥抱”伊朗？
在美国特使与伊朗官员进行了四轮核谈判后，特朗普在美国-沙特投资会议上再度向伊朗递出橄榄枝：“正如我一再表明的那样，我愿意结束过去的冲突，为一个更美好、更稳定的世界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即使我们的分歧可能很深。”4月23日，大西洋理事会发表文章《天然气外交：中东和平和全球能源安全的蓝图》称，重新开始的美伊核谈判正在给该地区带来的新的机遇。其中，以能源合作为核心的“天然气和平走廊”构想，可能重塑该地区地缘格局并强化全球能源安全。
图片来源：大西洋理事会
据悉，伊朗拥有全球第二大天然气储量，但其南帕尔斯气田因制裁和技术落后开发不足。若美国推动解除对伊制裁，伊朗将能够通过开放天然气领域外资合作，大大提升南帕尔斯气田产能。部分管道可通过“和平走廊”经伊拉克、叙利亚输往地中海，再接入土耳其及欧洲电网。
文章指出，能源合作若能达成，将超越传统安全对抗逻辑，为整个地区带来多赢局面。对伊朗而言，外资注入有望盘活其冻结的12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700亿元）资产，并通过出口收入推动经济转型；对欧洲而言，该管道年输气量相当于欧洲当前进口需求的五分之一，将在缓解欧洲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的同时替代煤炭，减少年均1.5亿吨左右的碳排放，协助欧盟达成减排目标；对伊拉克、叙利亚等国，管道过境费和基建投资可注入数十亿美元年收益，助力其实现战后重建；土耳其作为连接中东与欧洲的枢纽，可借此提升对欧盟和美国的谈判筹码；海湾国家则可通过合资开发伊朗天然气，对冲石油市场波动。
此外，通过主导该计划的实施，美国将利用关税、服务合同和股权等获取该工程带来的可观长期回报，将美国的商业利益植入该地区的能源合作议程，挽救美国在该地区日渐式微的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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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文章强调，这一构想依然面临着俄罗斯地缘竞争、美国内部分歧及地区信任赤字等风险，落地与否或取决于美国战略定力、多方利益平衡及对俄罗斯等外部势力的应对。
“第二个朝鲜”？
《外交政策》5月16日刊载《特朗普在中东问题上的正确之举》，将特朗普重新接触伊朗的决定视作美国传统盟友外交范式的转变。文章认为特朗普此举有利于实现中东地区的和平，但其效果依然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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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约美伊接触有效性的因素主要有四：第一，特朗普本人摇摆不定的执政风格为美国政策带来极大不确定性，在后续双方的接触中可能出现立场反复、前后矛盾的情况；第二，双方从1979年起的敌对史与根深蒂固的美以联盟关系，使得美国国内专家学者可能出于自身职业生涯的考量反对美伊接触，营造不利的国内舆论环境；第三，西方历史上对伊朗主权的不尊重导致伊朗对西方的不满和不信任，美国曾经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之举使得双方之间的战略互信再度降低；第四，对以色列而言，伊朗不仅是生存威胁，也是争取美国支持的重量级筹码，美伊态势的缓和“对以色列政府来说是不可想象的”，特朗普政府对以色列的冷处理很大程度上将导致以色列变本加厉地制造混乱、阻止该地区的和平建设。
文章指出，当下伊朗与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的朝鲜存在一定相似之处，二者对于核武器的态度，均是冷战遗产与威胁感知相互交织的结果。从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对朝鲜的态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洞察其对伊朗态度背后潜藏的逻辑。彼时，特朗普政府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开展了高层的个人外交，试图缓解双边紧张局势。美国也曾提议以解除制裁为条件，换取朝鲜放弃或限制其核计划。特朗普当时不稳定且缺乏周全规划的外交风格，与现今别无二致。而事实表明，这样的努力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朝鲜半岛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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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文章认为，由于对抗性遏制伊朗的政策已走入死胡同，在特朗普到访前，沙特阿拉伯等伊朗的传统敌国就已对伊释出缓和紧张关系的信号。地区大国开始意识到，数十年的战争浪费了中东的巨大资源财富和人力潜力。要结束这一历史循环，必须让拥有9000万人口、全球第19大经济体的伊朗摆脱孤立，并在伊朗、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建立一种新的正和动态。这些阿拉伯国家态度的转变或许为该地区和平议程的推进提供了机会窗口。
沙以“轮流坐庄”
5月14日，特朗普会晤叙利亚总统艾哈迈德・沙拉，这是25年来美叙首次高层互动。5月16日，英国查塔姆学会发表文章《沙拉与特朗普会晤改变中东权力平衡》。文章认为，特朗普政府解除对叙制裁的决定彰显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在中东地缘博弈中的重要地位。通过促成美叙接触，沙特试图强化对沙拉政府的支持，将叙利亚主权问题与沙以关系正常化进程挂钩，以制衡以色列在叙利亚的军事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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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艾哈迈德・沙拉政府在大马士革掌权以来，以色列在叙利亚的军事活动不断增加，引发沙特不满。以军在叙利亚境内发动了数百次空袭，扩大了对戈兰高地的控制，并声称此举是为了巩固自身安全并保护叙利亚的德鲁兹少数民族。在加沙一年多的战争和人道主义危机后，沙以关系正常化进程已濒临停滞，沙特要求以色列停止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并撤回1974年脱离接触协议规定的边界，将“尊重叙利亚主权”与巴勒斯坦问题并列作为关系正常化的条件。通过安排特朗普与沙拉会晤，沙特王储认为其策略获得了美国政府的认可，极大打击了以色列通过《亚伯拉罕协议》深化中东整合的战略目标。这标志着地区权力平衡的转变，几乎终结了以色列进一步融入中东地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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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认为，对叙利亚而言，解除制裁理论上可解冻海外资产、吸引外资进入基建与能源领域，并恢复其全球金融准入，为内战结束后的重建提供机遇。但叙利亚乱局的前景依然不甚明朗。首先，特朗普仅能解除行政令层面的制裁，而国会主导的《凯撒法案》等立法性制裁将持续存在。其次，叙利亚自1979年起被列为“支恐国家”，涉及化学武器使用和人权指控的相关制裁移除面临法律与政治双重阻力，政策落地存在显著不确定性。最后，特朗普政府政策的延续性存疑，若沙拉政权不稳或美政策转向，沙特或将承担一定战略风险。
理想与现实的“鸿沟”
5月21日，中东研究所发表文章《回归现实：特朗普中东之行后，地缘重力依然存在》。文章指出，特朗普此次访问的主要意义在于延续了前任总统的共识：中东仍是地缘政治竞争和全球经济的重要舞台。其非传统的经济治国策略与精心策划的媒体造势，向美国在该地区的关键合作伙伴传递了安抚信号。然而，特朗普2017年中东之行曾宣布大量投资计划，但并未完全兑现其承诺。此次他吹嘘的、金额不断变动的数万亿美元协议，实际落地规模可能也将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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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特朗普“通过加强经贸往来实现经济红利”的愿景依然面临着四个尚未解决的现实安全威胁。第一，伊朗核问题僵局难解。一方面，经过四轮谈判，美伊在铀浓缩等关键议题上分歧巨大，难以弥合。另一方面，以色列蠢蠢欲动，5月23日有消息称其准备对伊朗核设施发动空袭，一旦行动，伊朗极有可能实施报复，中东地区恐再次陷入大规模冲突。第二，巴勒斯坦局势持续恶化。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不断升级，导致大量平民伤亡，人道主义危机愈发严重。同时，该国在约旦河西岸的举动，也严重破坏地区稳定，让巴以和平进程更加遥遥无期。第三，叙利亚方面，黎巴嫩真主党势力对地区稳定影响仍存。美国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称，“特朗普总统解除对叙利亚制裁是正确举措，旨在防止该国滑向内战和混乱……黎巴嫩仍是地区整体稳定的重要拼图。”第四，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威胁地区安全。尽管特朗普政府方与胡塞武装达成单独停火协议，但胡塞武装对以色列等地区伙伴的威胁并未消除，依然严重影响地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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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强调，特朗普的海湾贸易之行搭建了一个捕捉商业新机遇的框架，但如果没有务实的策略应对该地区依然严峻的安全挑战，所有与中东建立新型关系的愿景都将无法实现。
中东变局与美国的“焦虑”
特朗普政府对中东态度的突然转变，很大程度上源自对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强的影响力的威胁感知。在哈德逊研究所发起的“中美在中东会议中的竞争”对话活动中，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参议员特德·克鲁兹（Ted Cruz）所作的专题演讲尤为明显地展现出美国的焦虑。他明确将中国定义为“未来一百年美国面临的最大地缘政治威胁”，认为中国在中东北非地区的存在是在“发动一场‘千年战争’”。这种认知反映了美国对中国全球战略挑战的整体判断，将中东视为中美战略竞争的重要前沿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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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尤其关注中伊关系的深化。克鲁兹提到，伊朗和中国签署了25年战略合作计划，中国承诺在此期间向伊朗投资4000亿美元。美国将这种经济合作视为对其制裁体系的直接挑战，大肆批驳“中国通过经济手段获取地缘政治影响力，试图在中东地区建立新的依赖关系，从而削弱美国的传统影响力”。他认为美国需要成为各国“更有吸引力的朋友”和“更可怕的敌人”，通过展示实力和决心来维护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然而，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5月8日发表报告《中国中东和北非战略的演变动态：未来情景》，指出中国能够在这一复杂地区与所有国家保持普遍积极的关系，主要是因为中国被视为一个中立、务实的伙伴，不干涉各国内政，为地区国家提供了一个不带意识形态色彩的合作选择，客观上为地区稳定提供了缓冲。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中国更加重视近邻区域的安全防务，不太可能在实现自身安全优先事项之前，在该地区寻求更积极和投入的安全与防务关系。出于战略优先级、大国竞争现实以及对自身能力的理性评估，到2040年，中国在中东北非的战略重心最有可能是维护使其能够与所有地区国家合作的中立地位，从而推进在该地区的经济参与而不是防务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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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赵佳文
编辑：邵正棋
编撰：同济大学国家创新发展研究院
监制：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
监审：同济大学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