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东时间4月2日下午4点（北京时间次日凌晨4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签署关于所谓“对等关税”的行政令，宣布美国对贸易伙伴加征10%的“最低基准关税”，并对某些贸易伙伴征收更高关税。这是特朗普今年上任后宣布的最大规模的关税政策。他向包括盟友在内的全世界祭出关税大棒，美其名曰“阻止他国剥削美国”。这场被外媒称为“关税海啸”的政策风暴，标志着特朗普的“关税战”已从1.0时期的“单点突破”升级为2.0的“全面开火”。关税1.0
2017-2020年，特朗普首任期的关税政策以“精准打击中国”为核心。第一，法律程序先行。依托“301调查”“232条款”“201条款”等多个政策法规工具，通过商务部、贸易代表办公室等机构论证加税合法性。第二，分阶段加码。2018年，特朗普宣布将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大规模加征关税，挑起中美经贸摩擦。2018-2019年，美方出尔反尔、极限施压，持续升级贸易战，共计对约37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第三，给予盟友豁免权。初期对欧盟、日韩等传统盟友给予临时豁免，集中火力施压中国。例如，在最初针对进口钢铝产品加征关税时，欧盟、加拿大、墨西哥、韩国、日本等盟友被纳入临时豁免范围。
关税2.0
与1.0版本相比，2.0版的关税剧本呈现“三无”特征：无差别、无程序、无底线。首先，利用“法律捷径”扩大总统独断权。直接动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绕过国会和机构调查，仅凭行政令即可加税。特朗普上任不到100天，三度颁布加征关税的行政令：2月1日签署行政令，对进口自墨西哥、加拿大两国的商品加征25%的关税，其中对加拿大能源产品的加税幅度为10%；2月10日签署行政令，宣布对所有进口至美国的钢铁和铝征收25%关税；4月2日签署行政令，向各国广泛加征“对等关税”。3月24日宣布的委内瑞拉“二级关税”（任何从委内瑞拉购买石油或天然气的国家，在与美国的任何贸易中都要向美国支付25%的关税），从决策到生效仅8天。其次，“盟友变靶子”打破传统阵营。在“美国优先”的旗号下，曾经的盟友沦为“经济靶心”，美国对欧盟、加拿大、日本等传统盟友发起“无差别打击”。再次，“朝令夕改”制造斡旋空间。针对加拿大墨西哥的钢铝税从25%一度威胁翻倍至50%，又紧急叫停；在对加墨关税生效当日，白宫还放出风声“或降低税率”。特朗普在签署“对等关税”政令的同时，还声明其拥有“修改权限”，可以视情况提高或者降低关税。显然，这是在通过关税的“棒子”在试探各方的反应，“对等关税”未必能以全面的形式落地，更重要的是通过政治经济博弈实现其“美国优先”的战略意图。为给实施“对等关税”造势，特朗普此前频繁在社交媒体释放相关信号：- 2月18日，宣称将对进口汽车征收25%左右的关税，并将在4月2日就此话题发表更多声明。
- 3月4日，宣称加拿大对美征收报复性关税将立即引发美国“增加同等数额的对等关税”，并重申将于4月2日开始征收对等关税。
- 3月6日，宣布调整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征关税措施，对符合美墨加协定优惠条件的进口商品免征关税至4月2日。
- 3月12日，宣称如果欧盟不取消对美国威士忌产品50%的关税，美方将很快对来自法国和其他欧盟国家的所有葡萄酒、香槟等酒类产品征收200%的关税。
- 3月26日，再度称将对所有进口汽车征收25%关税。相关措施将于4月2日生效，适用于进口乘用车和轻型卡车，关键汽车零部件（发动机、变速箱、动力总成部件及电气组件）也会被征税。
3月31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更是配合发布重磅文件——《2025年国家贸易估算报告》（NTE），为4月2日的“对等关税”铺设了合法性。图片来源：USTR
从增加国内收入看，关税成缓解赤字的捷径。2025年美国联邦赤字预计达2.2万亿美元，关税成了填窟窿“捷径”，对加、墨征25%关税，短期内能增数千亿美元财政收入。从全球资本博弈情况看，“对等关税”本质上是美国本土资本对全球化分工体系的一次集体反叛。美国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平均关税从3%飙升至10%基准线，叠加针对中国的34%、欧盟的20%等差异化税率，这种“美国优先”的政策设计直接打破了WTO框架下的最惠国待遇原则。从美国“制造业回流”的长期版图看，特朗普希望通过“高墙关税”倒逼产业链重构。《国家贸易估算报告》用48页篇幅构建了所谓中国“不公平贸易”叙事，为技术脱钩与产业重构提供了“政策依据”。汽车关税25%的设定直接瞄准全球产业链核心，迫使车企在美国本土投资210亿美元建厂；芯片领域的实体清单则切断中国获取高端技术的渠道，扶持本土半导体产业发展。这种“高墙关税+技术封锁”的组合拳，正是特朗普重塑“制造业版图”的核心策略。特朗普的关税剧本，本质是一场“经济威慑”与“政治赌博”的混合游戏。4月2日，被特朗普称为“解放日”，但对市场来说，却可能是“屠戮日”。短期市场动荡难免，全球贸易体系必然迎来新一轮重塑。对中国来说，这也是一次在不确定性中寻求战略升级的重要机遇，如何在新一轮全球化范式中重塑规则或许是我们需要解决的关键课题。监制：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