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协定》通过十周年的历史节点上,2025年11月6-21日在巴西贝伦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十次缔约方大会(COP30)呈现出机制创新与实质进展不足的复杂图景。这些复杂博弈反映出全球气候治理的地缘政治化趋势与南北分歧加剧,也揭示了全球能源转型的阵营分化趋势。全球能源转型正从技术竞争和产业布局演变为一场关乎国家安全、产业竞争力与发展模式重构的系统性博弈。

图片来源:UN Climate Change
从COP30看全球气候治理趋势
东道主巴西力推能源系统脱碳、森林保护、农业转型、城市适应、社会公平与赋能机制六大“行动议程主题轴线”,致力构建覆盖全链条的系统性治理格局。COP30成立了“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开放联盟”并达成多项早期共识文件,展现了从“谈判型峰会”向“落实型峰会”转型的努力。
然而,这些积极信号难以掩盖总体进展的乏力,化石燃料淘汰路线图等核心议题上陷入僵局。目前的全球气候合作呈现出四大趋势:第一,多边体系“走形”,气候治理被大国博弈等地缘政治因素深度渗透;第二,资金缺口与分配矛盾长期化,成为气候治理永恒痛点;第三,全球南方作为“多数方”强势崛起,通过自主减排与机制创新争取更大话语权;第四,各国气候决策日益“国内化”,短期利益与能源安全考量常优先于全球共同目标。
全球能源转型投资还存在严重的“南北资金错位”,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不含中国)仅获得约15%的清洁能源投资,却承载着未来大部分的能源需求与减排潜力。在技术层面,电网消纳能力、储能经济性与工业部门脱碳等“硬骨头”仍是普遍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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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气候治理背后的能源转型
COP30的僵局反映出,尽管技术成本下降与投资增长为转型提供了动力,但地缘冲突、关键矿产竞争与投资失衡正重塑着全球能源格局,并导致各国转型路径出现显著分化。
美国在联邦层面出现了显著的策略回调,特朗普政府以“能源主导”战略为核心,通过放松油气开发管制、弱化气候监管,将政策重心从减排优先拉回至能源价格与安全优先,虽未完全放弃转型,但呈现出“政策摇摆、市场惯性前行”的特点。
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经济体正成为能源消费与转型的新动力,积极从“被动承压者”转向“转型共识塑造者”。
中国在全球南方阵营中扮演着独特的“弯道超车”者角色,其清洁能源投资占全球总量约三分之一,并在“光伏-锂电-电动车”三大产业链上形成系统性优势,清洁能源相关投资对GDP贡献显著。与此同时,中国通过南南合作基金与“一带一路”绿色能源项目,强化与全球南方国家的技术合作与经验共享。
更广泛的全球南方国家则将能源转型视为解决能源贫困、产业升级、气候脆弱性三重困境的综合机遇,并在此过程中日益强化“公正转型”的集体诉求,坚决要求发达国家在资金与技术转移上履行义务,国际法院2025年的咨询意见也为这一诉求提供了新的法理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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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欧盟虽在法律上坚守绿色承诺,但现实层面动力不足,陷入四大困局:高能源成本挤压产业利润、供应链外移削弱本土制造、社会抗议频发加剧政治阻力、极右翼崛起引发政策不确定性。欧洲的绿色雄心正被能源安全困局与工业转型滞缓所拖累。
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等中等发达经济体也各自面临结构性掣肘,均在目标进取与路径摇摆之间挣扎,整体上减弱了发达阵营的转型示范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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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COP30整体进展不佳,深刻反映出全球能源转型面临的系统性困境。地缘政治、短期利益与结构性瓶颈交织,使得全球气候治理的宏大目标与各国的具体行动路径之间出现严重脱节。
对此,中国作为全球能源转型的“关键变量”,需要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与产业链保障,强化关键矿产与清洁技术供应链稳定;优化双碳治理机制与考核体系,统筹政府与市场作用;扩大绿色消费需求,夯实社会转型基础;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这样才能有效应对内外挑战,同时以实际行动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向更公平、高效、可持续的方向变革,使能源转型真正服务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各国共建清洁低碳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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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陶禹彤、石淳瑜
编辑:陶禹彤
编撰:同济大学国家创新发展研究院
监制: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
监审:同济大学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
